【创作谈】严歌苓：作家像舞蹈家一样可以培养
“我认为《梅兰芳》救了陈凯歌， 《归来》救了张艺谋。莫言说他看《归来》哭得眼睛疼，我看《归来》是泣不成声。 ”无论从电影界黄金一代重拾文学天梯，还是对文学作品的个体感受，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如是评论和描述无非是要佐证作家严歌苓文学创作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恰为众多国内作家高度认同。严歌苓的创作何以如此有力？在日前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北师大文学院主办的“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严歌苓入校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上，诸多作家、诗人等与严歌苓一起寻找答案。
关于写作技巧
“她是真懂小说技术，我们是懵头懵脑地凭着感觉去写。”作为北师大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同班同学，莫言盛赞严歌苓在小说技术方面确实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她一篇接一篇的佳作，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各地频繁得奖，作品也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而且都是精品，都是影响巨大的作品。这一点让我们这些跟她同学过的人，一是感觉到荣幸，二是也感觉到自愧不如。”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甚至将严歌苓小说技术的独到之处具体化到动词的运用。他认为很多中国作家都是用名词、形容词写小说，而严歌苓是用动词写小说。“对于广大的学习创意写作的人来说，严歌苓是上了最生动的第一课。要先好好读严歌苓的小说。”
严歌苓那部并不算长的著作《花儿与少年》 ，被陈晓明誉为“所有写作的教科书”，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故事结构性的变化、表与里的差异、情感和理性的冲突、正和反的关系、道德和爱欲的冲突、道德和美学的冲突” 。陈晓明认为，在《花儿与少年》中，严歌苓将伤痛和优雅建构起了一种关系，使得那种伤到骨子里的伤痛非常优美。而且严歌苓和莫言一样，有时甚至可以完全依赖语言去推动叙事。其新著《老师好美》就有这种能量。
然而，文学写作技术能学吗？或者说作家能培养吗？这个一直备受争议、莫衷一是的问题恰恰是严歌苓受聘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和北师大文学院新增的文学创作硕士专业方向导师之后首先想解决的一个问题。“以我自身的经验，我觉得最基本的东西可能是必须要有的。比如我当年考舞蹈，必须得有舞蹈演员的天生条件，要有长腿，要有柔韧度，要有弹跳力，要有爆发力，这是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舞蹈的门根本就不要跨。跨进去，还要进行很刻苦的训练，要吃很多苦，要有很多学习对象作为参照，慢慢使自己成为能上舞台的舞蹈家。”类比舞蹈家的炼成，严歌苓认为作家也和舞蹈家等一样可以培养，并且学校也是一种很好的培养方式。以自己在美国学文学写作专业为例，严歌苓觉得本身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在学校有纪律的阅读以及和同伴的自由讨论中会受益匪浅。因为人是懒惰的，在学校，写作会作为一种功课不断被要求，会使人不断地在写作过程中改善自己，从而树立一种写的纪律和写的方式。学习写作的人，在大量的阅读当中一边写一边参照优秀文学作品，可少走一些弯路，摸索的过程不那么艰苦。
“作为我个人来说，校园的学习解决了写作当中的基本问题。比如视角转换这样的问题。就像电影导演一样，最终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大导演，这是教不了的，但可以教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让自己瞎摸索的时间少一点。”严歌苓说。有感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 ，她指出，马尔克斯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文学的思考和讨论，而校园就是能够提供这种滋养的场所。校园是文学知识和文学样式流行最快的地方。
关于跨越文化
“我记得莫言评价奥尔罕·帕慕克时曾说过‘在海洋里、在洋流交汇的地方盛产鱼类，在文化交汇的地方盛产大文化和大作品’。”正如青年作家徐则臣援引的这一比喻，严歌苓跨文化的经历和书写格局，成为众多作家找到的其获得如此写作造诣的首要原因。以严歌苓的著名作品《小姨多鹤》为例，作家孟繁华指出，人们之所以被严歌苓笔下的多鹤感动，不会因为她是一个日本人，不会因为她是一个日本遗留下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一个人，而正在于严歌苓跨文化写作的力量。
在孟繁华看来，我们的文学，尤其是二战后之所以没有写出经典作品，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存在问题。严歌苓到了欧美后能够非常好地处理作品的内在结构，即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这是特别值得当下的大陆作家去认真分析、理解和学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重新写二战，我们再重新写内战，再重新写‘文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立场上，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处理人、人际关系和人性。”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同样认为，今天的文学如何走出过去的意识形态逻辑，真正抵达人性应有的深度，严歌苓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路径。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以外，更要摆脱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的遮罩。其实文学就是人学，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严歌苓写出小姨多鹤这样的人物，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将个人经历带入文学中时，正好遇到了中国百年不遇的历史转型，这其中既有疼痛感，也有晕眩的超现实感，这种混合成分进入到文学写作中以后，让每个人经历着变形和升华。这种文学性、历史性和人性之间的纠缠，复杂的、相互回响、相互照应的回旋，成为时代给我们这代人的非常珍贵的礼物。怎么对待这个礼物，在文学写作中，从真实的经历、经验到写作的转换，以及与历史转换形成的平行对应的关系是极为深刻的问题。而像严歌苓这样具有这么复杂广阔的跨文化经历，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历史赐予的机遇的作家并不多。”诗人欧阳江河发出了作为同时代写作者的感叹，同时表达了更深层的思考。
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例，欧阳江河认为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超越中国国内那一套老套的、官方的、媒介意识形态的逻辑，就有可能就落入另外一种同样老套的逻辑中，即西方资本的、市场消费的或冷战意识形态的逻辑。“落入哪一个逻辑，都对文学既是一种帮助又是一种伤害。”
欧阳江河指出，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别人结束的地方开始。比如，一个钻头到大地深处五十米的时候钻不动了，这个时候他思想的钻头开始起钻，他可以发掘到大地深处五百米的黑暗。欧阳江河认为，严歌苓出色的创作正是基于跨文化视野并走出文学的吊诡，在别人认为该结束的时候开始。以《小姨多鹤》为例，“它是一个反战的小说，却没有触及战争，而是面对战争之后，然后不停地回到整个战争的伤害、思考和残酷，以及人性达不到的虚无的地方”。
“在结束的时候开始才是真正的文学使命；在别人钻探终止的地方开始钻探，这也是作家的使命。”张清华表示认同。
关于超越性别
“严歌苓的作品里有很多女性叙述，或者说是女性形象塑造，但她没有沉溺其中。一个能够‘蛊惑’众生的、一个有魅力的灵魂一定是雌雄同体的，她能表达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意味来。”这是严歌苓的闺密、作家周晓枫的肺腑之言。“她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把一个个体的‘我’变成复数的群体，或者说是面目不同的丰富的复数的‘我’，这个过程让我特别折服。”周晓枫认为，严歌苓保留了特别好的初心和莽撞的天真。这些看起来对写作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让人到中年的周晓枫觉得越来越重要。“有的时候，技术理性可以帮我们免受伤害，好像走了很多捷径，让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但是，为了探索，不看安全须知，敢于头破血流的那种生猛，在写作了很多年的作家那里流失得非常快。”
情感和情怀，这是周晓枫眼中严歌苓创作的关键。“就像一个好大夫一定不是精密的医疗仪器，而是在数据之外那种莫名的难以概括的东西。好的写作者应该像口技演员那样，胸腔好比手风琴，容纳万千声音，像口技演员一样擅于模拟，能够靠自己的文字去模拟。严歌苓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她始终有特别汹涌的感情。我觉得理想的写作像蛇一样，终生在积累自己的鳞环，将每一个鳞环积累到自己的尾部，成为终生学习、终生成长的生物，所以蛇才给我们永生又有很多恐惧的感觉。 ”
周晓枫直言严歌苓更让其佩服之处：“我觉得她没有随着荷尔蒙的流失而降低情感的水位。我们说跨越文化、超越性别，所谓跨越和超越，这两个词其实是象征着自由。有了这种自由，想象力才有可能抵达，情感才可以抵达，判断才可以抵达，对世界的理解才可以抵达。 ”在周晓枫看来，严歌苓一直保持着非常独特的、不被约束的品格。她可以摆脱性别、文化、等级、制度、身份。“摆脱这些，就使她能尽量让自己文字的美和真不是宠物式的而是野兽式的。这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元气。 ”
“在别人认为该结束的地方开始” ，周晓枫认同欧阳江河这样的评价。那么严歌苓的写作怎样在停止的地方掘进，怎样在别人钻头止步的地方继续开凿呢？“我们知道深海中90 %的生物都会发光，如果没有足够的肺活量、足够的沉潜、足够耐受孤独和压迫的能力，就无法深入发现海底这绚丽的世界。严歌苓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她的文字风格几乎可以用两极的形容词概括，温暖和凛冽，明亮和幽暗，柔情和力量感，诗意和荒谬。就像写什么和怎么写，她在同一时间、同一时空完成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她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写作者。 ”
陈晓明也认为严歌苓是在一种“大情怀、大气象”中实现跨越文化和超越性别意义的书写。无论是《小姨多鹤》 《金陵十三钗》 ，改编成电影《归来》的《陆犯焉识》 ， 《妈阁是座城》还是新作《老师好美》 ，严歌苓以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背景下来书写女性命运，将女性命运和历史内在结合，因此才有如此超越性别的力量。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4年12月12日）